26年如一日关注大山处的一个小村庄，先后74次深入采访，写出了108篇报道和一部30余万字的报告文学。

在这些数字的背后，凝聚着一个记者的职业坚守和对那个遥远小村庄的不了情结。11月8日，微雨蒙蒙，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的中的五间桥社区办公室，我们有幸采访了“重庆十佳新闻工作者”、重庆三峡融媒体中心记者编辑部主任侯长青。

身着墨绿色上衣，戴着一副黑色框眼镜，身旁放着一个印有下庄标识的编织布袋，里面装着采访下庄的十余本笔记……

谈及他与下庄，他的思绪一下子拉到了1999年。有天回老家巫山兰监跳石村，见到了在巫山竹贤乡当干部的儿时朋友。闲聊中那位朋友告诉他：“我们那里有个叫下庄的地方，一群村民用生命挑悬崖修路……”

凭着新闻人的敏感，侯长青决定与朋友一起去看看。第二天，他真的去了，来到下庄。“天呀，下庄像口井，井有万丈深！”整个村庄都住在“井底”，四周全是悬崖绝壁，村民们出行只能靠绳索攀援。他还了解到，村里的人一半以上没出过门，很多人没坐过汽车，对电视机和电冰箱也没听说过。还有一位92岁的老太太，从16岁嫁在这里，一直没出过村。

交通不便、信息不灵、贫穷落后，困扰着下庄。为了下庄人不做“井底之蛙，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。1997年，一个大胆的设想在村党支部书记毛相林的脑海里浮现出来。”修路，要在这大山深处修出一条“天路”,让更多的人走出大山，把外面的精彩请进来。

在毛相林的带领下，1997年，毛相林带领300多村民开始了艰辛的修路。

了解背景后，侯长青深深地被感动了，他决定采访下庄，把下庄人“不怕苦、不怕累、不怕穷，敢于用生命挑战悬崖的事迹报道出去。”

当问起他，当初在采访中历经艰险，怕不怕？这个话题时，侯长青坚毅地回答：“一方面出于我的自愿——会被那种纯粹的精神力量吸引；另一方面，也是我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的使命和职责。”

他还讲到，在采访下庄中，有两件事领他永远不会忘记。一是1999年9月30日，下庄村民黄会元的生命永远定格在那一天。黄会元修路牺牲后的当晚，他那72岁的老父亲黄益坤呆呆地靠在土墙上，望着儿子摔下的地方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……后来黄益坤老人当着全体村民和记者的面说：“我儿子死了，不是说我不心痛。但心痛又有什么用？他又活不过来。但“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。我儿子死了，但他死的光荣！愚公说过，我去了以后，还有儿子，儿子去了以后，还有孙子，只要下定决心，子子孙孙总要摆脱这个贫困。”此情此景，所有的言语都显得苍白，这种精神为他上了刻骨铭心的一课！另一件是2005年国庆节的一个晚上，他又去了下庄，住在村民陈祖英家，不到十点躺在床上了。迷迷糊糊中听见窗外有人在说话：“这么多年来，侯记者为我们做了这么多事，吃住都在你们这几家，难道我们就不是下庄人？我告诉树哥（毛相林小名），明天侯记者一定要到我们家住一晚。”“要得，侯记者明天在骆运芝家住的话，后天就在我们家吃个饭……”

声音从窗户缝隙原原本本“送”进了他的耳朵。那一刻，泪水止不住地涌了出来，不知不觉打湿了枕巾，他内心充实而笃定：与下庄，在一起！

朴实、善良交织的真情，静静地流淌在他的叙述中，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记者与一片土地之间的精神契约。

如今的下庄变了样，路通了，产业兴、人气旺、加工房机声轰鸣，家家户户盖上了小洋楼，汽车在村里往来穿梭，以前无人问津的穷山村，节假日便是人来人往，川流不息，村民们的腰包鼓了。目睹下庄的变迁，作为下庄荣誉村民的侯长青非常高兴。在他看来，新闻记者不是一个简单的记录者，更是一个思想者，沉下去感动着人民的感动，忧患着人民的忧患，欢呼着人民的欢呼，用自己的真情去记录时代风云，唱响奋进凯歌。

讲到这里，他的声音愈发坚定：“我每次去到下庄，都会感觉到一种‘人间值得’。那里的山、那里的人、那种不甘命运的抗争，能治愈我们在城市中日渐麻木的‘城市病’。”

作为新闻前辈，侯长青建议我们：“采访前一定要做足功课，提出有针对性的问题，要沉淀自己，这一行需要热爱，更需要坚持。” 采访结束，他的背影虽然渐渐远去，但他的“下庄情怀”仍涌动在我们心头，《我的下庄》——那不仅是一条路的故事，更是一个新闻记者如何超越困境、生命如何赋予意义的永恒追问。